原因有很多,这里只谈一点:他不仅仅是在微信群里发出了警告;武汉封城之初,在信息极端匮乏的时刻,他顶着压力,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曝出了那张训诫书,并最终决定实名。
如果说,他最开始在微信群里的警告只是出于普通人保护社群的本能,对可能引发的官方反应也完全没有预期;那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、并决定实名的时候,一定不是没有意识到可能的“后果”。
他仍然决定这样去做,证明他是一个对公民责任(civic duty)有充分自觉的人。
在“英雄”与“普通人”之外,我更愿意用“公民”这个身份来形容他。
做记者有一些年了,仍然常感到工作里最艰难的部分之一,就是说服人们实名接受采访。原因也不难理解:对普通人来说,接受媒体采访,是一件没什么“实际好处”、还很可能“惹麻烦”的事情。
日常采访已经如此,更不用说每次遇到重大公共事件的时候。处于事件核心的人群,往往早早地就被叮嘱或勒令,不能私下接受采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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