尤其是在欧洲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浩劫之后,西方人普遍反思他们曾经引以为荣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时候,辜鸿铭的“中华文化救西论”,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在他的代表作《中国人的精神》(又名《春秋大义》)中,辜鸿铭写道:托尔斯泰就像中国的老子一样,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弊病后,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文明均有根本性的错误,就想抛弃文明,去当一个隐士,但是,“同样是看到了社会与文明造成的苦难和牺牲,孔子却认为错误不在于社会与文明本身,而在于这个社会与文明的发展方向上,在于人们为这个社会与文明打下了错误的基础。
孔子告诉中国人不要抛弃他们的文明——在一个有着真实基础的社会与文明中,人们同样能够过上真正的生活、过着心灵的生活。
实际上孔子毕生都致力于为社会和文明规定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,给它一个真实的基础,并阻止文明的毁灭。”
在孔子的时代,礼崩乐坏,辜鸿铭形容说,当中国文明这个建筑即将毁于大火时,孔子抢救出了这个建筑的图纸,将其保存在中国的“四书五经”之中,并按照文明的蓝图做了新的综合与阐发,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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